）只是被新世纪到来之际满世界的新新所鼓动，也想借着这新的力量，来推动他那知识分子的理想吧？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想，汤先生一再引用过的雅氏轴心期理论里的一段话，以及尚未及引用过的另外一段话，也许更加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主题吧，那就是：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33) 然而，较之雅斯贝斯的错位，近代中国学人也比较了其中的前二个阶段，而比较的结果自然与雅斯贝斯大相径庭，可谓全然不成比例。我辈只要知道中国周季的古学，或者汉以前的古学，确有和希腊罗马文化同样的价值，或者超过之，亦未可知。

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所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怪异诡观，于焉毕具。严格界定，均不能认为其人没有怀疑的精神与阐释性的工作。(28)塞源与婢作夫人两者恰是一因果关系。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

(14) 以上论述当然并没有提出轴心时代的字眼，出于中国习惯，以文笔、描述居多，但是类如全盛、蔚然、勃兴、蓬蓬勃勃、大放光彩、千岩、万壑、春雷、火山这样的形容，中国读者均能明白其中的意味，轴心的含义可谓呼之欲出了(15)。毋亦我古先哲贤抱守维持，而得系千钧一发以至于斯乎？以群古国之文明，而独竞胜于我国，其必适于天演之例可知也。什么才是当代儒学复兴的康庄大道？ 除了上文所说的三个误区之外，其实当代儒学的复兴之路自有其康庄大道。

但是，这些团体与组织可能会流于松散、混乱，因此需要注入人文性，特别是一种古典式的人文精神，这可以对治现代性的团体与组织的松散的状态，以切实地固本培元，捍卫文明、自由、民主的社会及其核心价值。第一个建议，就是重建与诠释相互结合，互动互润。笔者认为，当今儒学的复兴，应该超越以往的一部分儒家，将儒学与公权力结合起来并使之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做法，而理应走向民间，走向广大的农村乡土，让儒家的精神能够接地气、厚本根，增强其草根性，呼唤其生命力。能够参透仁心感通与忠恕之道的儒者，他的心灵必定不会封闭，必定自尊与自重，关怀别人，尊重别人，并可由此转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与对自身权利的重视。

如果一位持有原教旨取向的儒者，不自觉地作自我反思与自我超化，那么他就会不断要求所有女性都要遵从妇德妇道、三从四德，要求国人在伦理和社会上都服从三纲之道，要求每个人都要遵循男主内女主外，都要严格按照二十四孝的故事来守孝道。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儒学的思想学术取向，当然也有着多元性、多元化的特点，不可一概而论，但如果我们通观诸说，就会发现有许多政治儒学的主张，是有两个靶子作为其射击对象的。

这三种主体性，相合则互相滋润，相离则唇亡齿寒。其次，笔者也呼吁我们大陆的儒家学者应多走向成熟、开放、理性，而并不是偏颇、封闭、非理性。相信这是当前学界的共识。当代思想界的主要混乱，是许多人有意无意、有心无心地将一些基本性、一般性的诉求，转换成为某一门某一派的独特诉求，而自己的居于另一门另一派，而向这一门这一派开火。

不过，在现实的命运上，儒学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宗教传统也有所不同。据此，我们可以预见，当代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儒学热，将会持续发展下去。不过，通观之后，大家的目的倒是比较一致：就是拒斥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身，并将民主、科学、法治乃至哲学等视作现代性的主导价值而怀疑之、否定之、拒斥之、抛弃之。复兴点之一，儒家仁爱精神的充分阐发。

从历史上看，民间儒学有着深厚的传统，近者如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王善人（王凤仪）在民间的生动说法，都是其中的典型。对于许多大陆儒者的原教旨倾向，笔者建议我们首先应该去除所谓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区别与对立，因为这只会造成相互攻讦，相互标榜，分化儒学共同体，有害无利。

因此，我呼吁思想界的各门各派都不要存心去否定现代基本价值的诉求力量，而应该凝聚共识，遵循底线，以保障个体与公民的权利为共同的底线共识。一是心性—人文系，以马一浮、唐君毅为代表。

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的儒家学者，舍弃这个说法。因此，儒家的仁爱精神就是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复兴点之二，民间儒学与乡村儒学，民间儒家团体的建立。这样一种思维取向，其实会将自身陷入抱残守缺的境地，而不能真正把握到经学的精神，同时也不能吸收宋明理学以来数百年的经学研究成果。第一个是所谓的心性儒学。即使孔子本人会有一些相近的观点，我们认为这除了不可避免的时代背景之外，更需要通过仁心感通、忠恕之道的核心精神，去对孔子的相关说法作出合理平情的理解。

在全球化这个大浪潮中，强调民族性与在地化，并试图保守之、捍卫之，这是许多地区的人们的典型回应方式。爱则是与恕内在相通的。

另外，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大陆儒者之所以有原教旨的倾向，则或许还有政治、识见、功利等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并非学理层面的原因，故不申论。而如果这靶子真的发出去（希望这个担心在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其实是要摧毁具有以上诉求的力量。

这个内，是仁心、仁德、仁爱，心性之学就主要侧重在对这个仁心、仁德、仁爱的内在机理与脉络的揭示。例如我们可以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心性的理解，将之与儒家仁爱、忠恕的精神相结合，通过新的角度和视野进行诠释。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吾道一以贯之，乃明确地揭示出孔子思想由内及外、直内方外、推己及人的品格。复兴点之四，现代新儒家的继承与深化。实际上，自由本身并没有派，我不相信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儒者要去彻底反对自由与民主的诉求。乡村儒学的倡行者赵法生教授认为现当代的农村不断地失血，在信仰上，在文化上，逐渐走向沙漠化，形成伦理与社群的危机，造成农村老人自杀等严重问题。

可喜的是，我们学界和民间的许多儒家学者，已经比较深入全面地向此推进。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发挥《周易》屯卦《大象》的精神：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但这样的一种冲动与运动，注定是失败的。一是心性—思辨系，以熊十力、牟宗三的代表。

笔者认为，在继承现代新儒学的基础，我们可以继续深化如下的工作。其次，在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层面，现代新儒家的一些思考也有一些需要作调整之处，例如我们可以避免第二代新儒家的焦虑，认为儒家一定要开出民主。

那么，当代儒学发展的歧途，端在何处？当代儒家复兴的正道，亦何所往？这似乎并非这样一篇小文章可以完全处理的，同时也当然并非学识粗疏之笔者所可究诘之事。当今中国大陆的许多儒家学者，往往将自身的儒学思想，自视为大陆新儒家，并形成一个圈子，而与港台新儒家对立起来。正因为现代新儒学的这三大系能够从各自的方向，切实推动儒学的发展，因此当代儒学的复兴，不可能绕过他们，而只能先吸收消化他们的思想，然后再求提升、推进、超越。此篇要旨，论儒学复兴之路，其误区有三，正道有四。

唐氏有一个观点，认为如果我们要切实捍卫文明、自由、民主的社会，那么就需要建立和培养各种人文性的社会团体与组织，以敦厚民间社会，同时制约公权力的滥用。笔者认为，就学术思想而言，对比大陆新儒家，唐、牟等港台新儒家更为可贵，他们能够充分界说传统儒家的殊胜之处，同时也深入反思传统儒家的不足之处。

因此，他呼吁我们关心农村，重建乡土，呼吁乡村文明与工商文明的互动互益，提出要重建学堂、祠堂、道三堂合一的乡村儒学讲堂，加强乡村的文明程度与自治能力。新儒家的三系都致力于继承先秦孔孟之学与宋明理学的真精神，并作深度的自我定位与自我反思，从而促进儒学的现代性转进。

但是它们又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我们看到乌云相互纠结在一起而闷雷阵阵，就会知道这是各种云团尚处在艰屯凝滞的状态中，如果这些云团再进一步和洽地相交，就会通畅无碍地化为雷雨，从而走出艰屯凝滞的状态。